孟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并不是人性有差别。

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我看见我面前的桌子，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它是仅仅在我心中的一个观念还是占有客观的空间，中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哲学家不过是把他所见的告诉我们。但是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

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我们还可以套用孔子的话，说海洋国家的人是知者，大陆国家的人是仁者，然后照孔子的话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汉语哲学正是在这种反观中诞生的。

不仅在言意问题上与西方哲学不同，在文法上汉语也有自己特征。其三，汉语哲学敏感于在哲学中以普遍性面目出现的西方框架，重新理解这种普遍性之他者意味，这是汉语哲学的一种哲学自觉，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拉开距离。海德格尔曾非常明确地说过：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早期德语曾被认为粗俗不堪，莱布尼茨等人都用拉丁语来进行哲学书写。

另一方面则大大拓展了汉语自身表达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安乐哲（Roger T.Ames）发现在中国早期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永恒本质与变化现象的讨论。

这里的Chinese是聚焦在国家或民族的意义上，还是放在语言—世界的焦点上，对于理解Chinese philosophy有很大的不同。这方面的讨论极为丰富，对于胡适、冯友兰等的工作多有质疑，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工作也有很多批评。翻译与介绍，从西方哲学角度看，还不算是一项研究工作，这也是西方哲学研究者在工作中经常感到困惑的地方，在很多研究机构，翻译甚至都不算研究成果。关键词：汉语哲学 普遍性 本源性差异 合法性问题 作者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汉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构建了一个精神世界，其丰富的本源性思想资源将回应各种哲学问题的挑战。正是这种不可翻译性彰显了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艰难性。在汉语世界中，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是生生之为易，生生才是根本，变易才是第一范畴。基于言—象—意的关系，王弼给出了一种生动的理解：意以象尽，象以言着。

亲亲不同于强调男女之爱的Eros，强调友谊的Philia，也不同于强调神圣之爱的Agape。进而言之，汉语哲学就是在中西世界碰撞中产生，这个碰撞过程本身会加深对汉语世界的界限及其思想特质的认识，汉语哲学必然会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从根本上牵涉到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

汉语哲学建立在迂回他者的自我省思之上，而这需要将西方哲学的普遍性重置为他者才能完成。由于列维纳斯的犹太教背景，他强调他者之绝对不可理解性与神圣性。

这需要打破汉学家的小圈子，从更深层次来理解汉语哲学。在现代汉语中，本体论的意义更为丰沛但也更易混淆。本质上讲，这也是一项汉语哲学工作。那么在汉语世界中则通过孝建立起世代关系，人是因孝称义。首先得发现本源，再融合创新，于是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中会获得它应有的真正地位。being问题一直牵引着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形成了它的内在规范性，并衍生出一整套哲学范畴，它从三个层面源初性地规范了西方哲学的发展。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认为，本质与现象是完全一致。强调西方之他异性正是推进汉语哲学的必要条件。

笔者相信当我们能够正视而不是扭曲自身传统时，用汉语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将呈现出新形态，一种真正严肃的研究会将两种文化的根本价值与传统置于面对面的境地。迂回他者的反观并不走向一种封闭。

迂回不是一种隔绝，他者并不限制相互影响。安乐哲把传统汉语称为事件性语言，汉语思想传统更倾向于过程而不是实体，这也表现在语言构造上。

此处的普遍特指汉语中广泛而有共同性的意思，并不是指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的、与特殊（particular）对举的普遍（universal）范畴。然殊不知西方人的知识仅是人类知识中之一种而已，在此以外，确尚有其他。在易的总框架下，言是无法尽意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上的实体与逻辑学中命题的主词是同构的，逻辑学的展开也塑造了西方哲学的内在规定性。

也是汉语世界不断接纳外来概念，扩展自身视界的过程。在中西交流与接触中，近代中国有一个把他者转变为普遍的过程，随着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汉语哲学的推进首先是要把这种所谓的普遍性重新置于他者的位置。

这种尴尬恰恰凸显了汉语自身的特点，突出了与西方哲学在语言—思想上的本源性差异。在不同文明体系中，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就会有不同的概念结构。

这样的工作一方面成为汉语世界哲学家们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汉语哲学向世界延展的方式。言在这里没有终极意义，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变迁的世界，就像抓兔子的蹄，得兔而忘蹄。

哲学是一门扎根于普遍性问题的学科，同时对于语言—世界的关系保持高度自觉。为汉语世界奠定本体论框架的是《周易》，强调的是大道流变。实践智慧更多考虑同人的事务相关的问题，产生出一种使我们满足的状态。第一个层面是进入问题。

差异性的呈现并不像比较哲学所要求的那样求同或者求异，而是走向一种后比较哲学，目的不在于比较，不在于固守差异，而在于厘清本源性差异之后的创造。汉语世界则完全在另外的语境下来思考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由阴阳来解释生生，乾之为大生，坤之为广生（《周易·系辞上》），乾坤是周易之门户，是天道的运作。

对于这种现象，金岳霖曾尖锐地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通的论理。中庸更重视世界的一体以及其中的道理，确立的是道不远人的原则（《中庸》）。

介绍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它始终处于外在状态，是关于某种哲学的论述，而非哲学本身的进展与研究。他甚至用无关（indifference）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